【访谈】赵元任档案：待开发的宝藏（上）| 周欣平
赵元任
汉族，字宣仲 ，又字宜重 ，原籍（今常州）。著名诗人后人 。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
赵元任先生的全部档案都保存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目前，该校东亚图书馆正在进行赵元任档案的整理工作，计划于2016年开始将赵元任的全部档案数字化并陆续出版，以飨学界。
文汇报：现存伯克利大学的赵元任档案包含哪些形式？总数量大约有多少？是他哪些人生阶段的档案？
周欣平：赵元任先生毕生注重收集和保存资料，是一片纸都不丢掉的。他的档案，一页是一件，共有近23万件，分为38箱保存，集中保存了他终身的资料和文献。这些档案覆盖了19世纪末到1982年这一漫长的时间段，是对研究近代中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档案。大体分为六大类，包括日记、文书、手稿存集、讲演授课资料集、私人札记、来往书信。
赵元任的日记从1906年写到1982年，从未间断。他第一则日记写在1906年，当时14岁：十二时至溪山，拟在彼午餐而晚矣。遂稍待，众皆至养济踢球，余至青年集益社取书。最后一则日记写于1982年1月26日，当时他89岁：Up late, took a nap after breakfast. PM took another nap.赵元任先生是在1982年2月24日去世的。
档案中还包括大量重要文书，与清华国学院、中央研究院、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美国语言学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有关。比如，有一份1941年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任命赵元任为中文研究教授的文件，年薪6千美元；还有一份1946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给赵元任的任命函，聘他为语言人类学系的教授，聘期一年，薪水是每月国币600元。
1925年，赵元任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清华国学院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20世纪著名学者。1929年，赵元任又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7年他来到旧金山，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16年，度过了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因此，这些文书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初期的文件、清华国学院的教授档案、美国语言学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的工作档案等是比较重要的。
赵元任学术研究工作的一大批原始手稿、讲课授课资料和札记也是档案的大宗，其中有他的论文手稿，有他编写的国语教材的手稿，等等。
另外，赵元任档案中收有大量私人信件，包括他与许多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重要人物的来往信函。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赵元任和其他学者之间的交流，如胡适、傅斯年、李方桂、杨联陞、李济、陈世骧、梅贻琦、钱思亮、裘开明等人。这些书信很能反映这一批在20世纪不同阶段穿梭往来于东西之间的学界名人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也可以一窥赵元任先生的学术涵养和人格。
文汇报：这批档案是如何留在伯克利的？
周欣平：赵元任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之父”。在我看来当然是一位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学者。他和清华国学院其他三位导师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陈寅恪和王国维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思想的，而他研究现代语言学。我个人认为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清华国学院建立时相关人员的眼光。他们应该是有这样的想法，即建立现代汉学，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是只往回看，除了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还要吸收西方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西方的所谓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中国的学术过去太向内了，强调思考、记忆，而缺乏逻辑分析。
赵元任对于中国学术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开启了一个paradigm （范畴）。西方学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评价一个人学术贡献大小，不在于有多少数量的学术成果，而在于是否开辟了新的范畴。赵元任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当然也不在于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等脍炙人口的歌，而在于，他实际上把西方现代的学术思想、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带到了中国，影响了中国整个学术范畴的演进。比如提倡田野调查，搞实验语音学，把机器带到文史哲学术研究中来，还重视西方哲学思想。赵元任档案中有一份他1930年代在中国做方言调查时的外出物品清单，很有意思，列明了他行前准备的随身物品，包括：中国信纸、中国信封、洋信纸、洋信封、毛笔、砚台、墨、钢笔杆、钢笔头、旅行用蓝黑墨水、红蓝铅笔、铅笔锯、小刀、铅笔、橡皮、剪子、线绳、厚打字纸、543打字纸、薄打字纸、复写纸（黑蓝）、吃墨纸、发音费本、记账本、调查表格、图钉、别纸夹、糨糊、胶水、练习薄、猴筋、明信片。
今天中国的文史哲的研究，对比传统中国学术，完全呈现了新的面貌，这其中有赵元任很大的贡献。所以当时清华国学院请他来，是很明智的，如果再请一个王国维这样的学者，那么四位都是在传统中国学术领域见长的，恐怕国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也是另一种面貌。
那么，赵元任档案的重要性在哪里？它不仅仅是反映了20世纪学术发展和很多重要学者之间的关系，另外，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可以从语言学的发展做一个推溯，看到中国学术从传统的国学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变。
赵元任深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他一辈子做学问最长的阶段，就是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时期。1947年，他在哈佛的教学结束，准备回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请他回国后出任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赵元任是个不喜欢做官的人，一看这封电报就怕了。当时中国也还处在战争中。他当时经停旧金山，就对伯克利表示，他不想回去。伯克利就请他留下来教书。一留下来，他就在伯克利度过了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包括他从1947年开始担任教授的16年（1947—1963）和退休后的19年，直至他生命的终点。他在退休以后就把自己一生的档案都捐给了伯克利。
文汇报：是退休以后自己捐的？还是过世以后家属捐的？
周欣平：退休以后就捐了，是他本人捐的。他从出生到去世的所有档案都留在了伯克利。当然，在国内其他一些机构可能也有，比如他在清华国学院的一些人事档案、比如在台湾“中研院”的一些史语所建立时候的档案，还有一些复制过去的档案等，但是他最集中、数量最多的档案就在伯克利。
民国时期几个著名的学者中，唯一一位国内没有完整档案的，就是赵元任了。比如胡适档案，大陆有，台湾也有。伯克利加州大学收藏了丰富的民国文献，包括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档案。伯克利地处美国太平洋地区的西大门，邻近旧金山市，上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华人学者和其他人士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
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6年6月17日第248期，记者 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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